新知视野 | 打倒城市! ——进击的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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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我们所处的城市，正在被深不可测的贫困和无可逆转的环境破坏笼罩着。

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全球经济增长的竞逐过程中，无数贫与富的悬崖形成断片，深深地扎入已经巨大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另一边，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也在侵蚀着整个社会。欧美，大量的贫困移民被挤在一堵看不见也摸不着的高墙内自生自灭。日本，一部分曾经为大城市奉献出青春的人们，正在贫困和孤寂萧条中死去......

从地球上急速膨胀的巨大城市的文脉来看，单纯的城市经济发展和先端科技开发并不能让地球环境负荷最小化，也并不能让贫困消亡。那么极限高密度的，巨大城市的贫困摇篮里喷涌出的创新与潜力，又能给予我们怎样的启示？

本期，由深入亚非拉美贫民窟实践的东京大学硕士成潜魏向你揭示贫民窟里的故事。

作者

成潜魏

东京大学硕士，现主要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贫民窟为研究和实践对象，利用环境学的设计方法，探索可以克服现代规划学的局限性的空间环境设计理念。他是lemon建筑设计展第一名、难波和彦奖得主、卒设决定战日本六，并获得日本建筑学会全国设计竞赛和多个国际竞赛的奖项。去年一年就获得13张设计竞赛奖状。

引用日本建筑学会杂志对他的评价：他的设计中包含了历史、政治、经济模型等等宏大叙事，将近乎愤怒的思考与知识、经验、智慧相结合，他直面建筑本身——这种义无反顾的精神极富感染力，令人不由得肃然起敬。

文章全长11600字，阅读完需要15分钟

前言

整个20世纪，全世界都在向城市化猛烈进军。正如城市社会学者萨斯基娅·萨森所说：全球化的力量，也包括去国家化（denationalizing）的力量。（图1）我们看到地域、权威和权力正在一点点地被集中到多个高度专业化的城市中——它们以前是由国家形态的框架来庇护的，而今天，这些城市正在一步一步地去国家化，形成一个巨大而盘根错杂的网络，重新编织着世界的秩序。

图1 萨斯基娅 萨森（Saskia Sassen）《地域、权威和权利：从中世纪到全球聚集》

大城市们逐步抢占着更高的天际线，熟练地操作着高度战略性的资本流动；于此同时，无数的吃瓜群众“赤身裸体”背井离乡，从农村或者地方涌入各大城市，为了争夺最低限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资本撞得头破血流，而生活却依然惨淡而萧条。天际线的故事就是城市全球化的故事，头破血流的现场就在无数数不清的贫民窟中。

拥有天使与魔鬼这两面性的城市化（图2）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不断地进化，现在依然在加速。我们已经理所应当地默认并享受着从二十世纪开始渗透到世界各地的近代城市规划带来的思想，视野和福利。所以在发生了无数触目惊心的惨烈故事之后，我们依然对这些明显需要重新被审视和颠覆的东西漠不关心。

最初，城市规划是政府为了消除贫民窟而开车上的路，但全球化的概念本身就以超越国界的人口流动为前提，而且这种人口流动还在不断加剧。以近代国家和近代城市为前提的城市规划和基础形势把握，似乎已经是个伪命题了。

这种近代国家的城市发展论，发达国家们还在使用，但其核心早已经变质了。在这变质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失去了控制和规范巨大城市的能力……

图2：魔鬼与天使，南非，约翰内斯堡

正文

城市的灾难

迈克·戴维斯说，我们生活的世界总是在遭受一些大的灾难，但是这些大的灾难，并不仅仅源于自然灾害和战争。

无数工厂和大楼崛起，人类建造这些巨大盒子来保全和封闭自我的行为，在我们的世界里刻下永久的烙印，并无形地咒缚和禁锢着我们。我们的生活世界变得千疮百孔，再也回不到那白纸般纯真完美的年代了。

为了描述这种灾难如何在我们的生活里堆积，以及它们是如何咒缚和禁锢我们的生活世界，我们试着去探寻一下戴维斯的故乡，加利福尼亚州方塔纳（Fontana）的历史。

20世纪初的方塔纳，是一个具有科学的管理方法、自给自足的牧歌式田园农业社区。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如其来的爆发，军事需求的急剧膨胀，方塔纳在1942年摇身一变，成为了钢铁之乡（图3）。

图3 鼎盛时期的钢铁之乡方塔纳

但是好景不长，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只会埋头苦干的日本人竟发起了钢铁出口的猛烈攻势，方塔纳这个钢铁之乡就这么被从未谋面的遥远的小日本打败了，于是在八十年代宣布停产（图4）。由于政府在腐败的同时还画了大量的、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的大饼（政府曾经信誓旦旦要在这里落成的休闲居民区和中产阶层购物中心），这些开发计划也终究变成了一场只淌过些许口水的黄粱美梦。

图4  Strikes, smog, and steel –Kaiser Fontana Steel   /@摄影Lincoln Cushing, Heritage writer

1972年2月1日，一场罢工使得方塔纳的工厂彻底闲置。它停止了所有高炉、开放式炉膛、氧气炉和轧机的生产。这些航拍照片，记录了罢工期间方塔纳工厂附近的大气污染。大部分日子里，这个地区都有一层非常明显的光化学烟雾。

方塔纳就像文字里描述的那样，历经艰辛和沧桑，终于到达了一个死亡的世界。这种景象就像电影“疯狂的麦克斯”里，捡破烂的流浪汉和废品店的落魄铁匠，在世界末日后昂首阔步在废墟里招摇的镜头。唯一能够窥探到方塔纳旧日荣光的遗迹，就是不知所措地彷徨在街道上的成千上万条饥渴的流浪狗，和随手丢弃在田野边锈得发紫破烂不堪的铁皮车厢。（图5）

图5 方塔纳残败的死亡世界，扭曲着的断壁残垣和笼罩着尘灰的铁皮车厢

这样的死亡世界并不是仅仅出现在这里。

在世界的各大城市，成批工厂正在建设，庞大的基础设施不断地被投入；随后大量人口涌了进来。这些人用干过农活的勤劳又灵巧的双手在城郊地区或者城市中还没受管制的某处迅速堆砌起各式各样廉价的小屋。这种农村人口向城市涌入的现象带来的是，自古以来有着强烈排外情绪的农村社区的彻底崩溃——城郊犯罪率显著增高，城市机车暴走族出现，还有随处可见垃圾和空气污染等等一系列灾难；但故事显然没有结束——这些灾难将引发出更多的灾难性事件。

死亡世界将会作为这些灾难积累的结果，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全球性的灾难

灾难们在城市肆虐，然后随着潮流渗入城市的全球化。

第一个灾难是伴随着19世纪末从英格兰开始的工业革命，大量的工人涌入，密密麻麻地占领着城市。英国从诗情画意、美丽宁静的乡村社会，变成机器轰鸣、厂房遍地、烟囱林立的城市社会。

而相应的资源却来不及向城市集中，19世纪的英国城市发展和建设毫无规划可言：城市街道曲折狭窄，城市建筑混乱无序，公共设施普遍缺失，人畜共居，臭水塘触目皆是，到处是用家庭垃圾做饲料的养猪场、肮脏的街道以及堆积如山的垃圾。英国经济史学家哈孟德夫妇用“迈达斯灾祸”来形容这段历史。工人们在城市的心脏地域形成的贫民窟被指是一种病态的空间（图6）。精英阶层认为，这个只属于野蛮社会里顽固不化的“病态空间”是极不道德的，这些空间会使美丽的环境衰败，它们是暴动的源头。

图6  1930年英格兰的贫民窟

“从这污秽肮脏的阴沟里流出人类最伟大的工业溪流，肥沃了整个世界”，这句话把英国城市社会的两面性描绘得淋漓尽致。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盖茨·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南方和北方》，以及狄更斯的《艰难时世》，都写下了这段历史。

正因为对贫民窟诞生的恐惧，政府们给这些贫民窟区域画了重点的红圈圈，他们亟待改善和正常化或者被消灭。这种世界范围的城市政策的努力和挣扎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却只能宣告失败。

第二个灾难就是以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第三世界为中心的贫民窟巨大化。（图7）

图7：菲律宾马尼拉一望无际的贫民窟，里面住着大约4百万人。

管制的放松、公共部门的缩小、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纳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反复内战等复合因素导致的人口涌入，造成了这些贫民窟的不断扩大。如果说，第一次人口流入造成的贫民窟化，可以单纯地归结为工业化需要大量劳动人口；但此时即便没有了工业化，大量的人口依旧连绵不绝地向城市涌入，孕育了无数个巨大的贫民窟。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预计到2030年，全球城市人口将达到50亿，这里面包含了20～30亿的“过剩人口（D端人口）”，他们将被正规的工作所遗弃。这个数据拐弯抹角地告诉我们，在不久的未来城市里面，将有一半的人会居住在贫民窟。

巨大的贫民窟们分布在城市中心、边缘或者城乡交界处。自1970年以来，全世界增加的城市人口的一大半，都被第三世界城市的贫民窟社区吸收了——它仿佛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图8）

图8 全球12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图 /制作@ 成潜魏 马琳

1975年，人们认为，只有纽约，东京和墨西哥城可以被称为城市圈里聚集了超过1000万人的巨大城市。在这之后，巨大城市的数目达到20个以上，几十年来新增人口的一大半，被第三世界国家的巨大城市一口吸光。

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由于气候的变化，机械化，粮食进口，农业商业化竞争激烈等原因，数千万人离开家园。驱逐他们的除了海洋的蚕食、沙漠化蔓延、高山冰川融化、河流水位上升、地震，还有另一种人类无止尽的贪婪与灾难。

《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图9）里描述了这种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新型灾难资本主义。私人财团与政治权利勾结，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旗帜，利用战争、政变，乃至自然灾害造成一种休克状态，进行激进彻底的自由市场与私有化政策，加剧社会分裂、阶级地震，置人民于悲惨处境。这打破了“资本主义与自由”的神话，证明自由市场制度的扩展远非自生自发的过程，而是依靠专制、暴力与灾难强行扩张。

图9   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hin）《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描述了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新型灾难资本主义。

另一边，贫民们来到陌生的城市。高昂的房租，不停的拆迁，暴力和灾难导致贫民窟分崩瓦解，回不去家园的他们又被城市无情地驱赶。（图10）贫民们被从糟糕的地方驱逐到更糟糕的地方，那里是沼泽地、冲积平原、火山坡、悬崖、山体随时可能滑坡的山脚、被采矿破坏了的不稳定的土壤层上、危险的山腰、经常遭受洪水泛滥的峡谷口、可能被侵蚀的岸边、化工垃圾堆、铁道侧线以及沙漠边缘…

图10 处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陡峭山坡上的贫民窟，曾多次出现在好莱坞电影的镜头里。

这些区域越来越多地变成从社会监视网络逃脱出来的非法产业区域（涉及有害物质排放和过度劳动，毒品等非法行业的聚集地），成为一种变相的人类垃圾处理场。 这些被城市遗弃、被认为一无是处的城市贫民们，在臭名昭著的的所谓”垃圾贫民窟“里，就这样过完自己的一生。

进击的贫民窟

英格兰的城市规划家帕特里克·格迪斯爵士说，无比讽刺的是，我们的城市在马不停蹄地发展——发展成半贫民窟、贫民窟，再发展成巨大贫民窟。

这样看来，非贫民区的存在显得是一件不怎么光彩并有点不可思议的事。环顾周遭歌舞升平的灿烂生活，我们即便现在可以摆脱贫困，只要一不小心，就可能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被贫民窟吞噬。

现实中，自然还存在许多非贫民窟的区域。在第三世界以外，很多人在过着普通而略微高级的生活。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人似乎和现实中的贫民窟并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他们的生活世界里布满了西装革履的精英城市和精致剔透的购物商场，他们在潜意识里彻底把贫民窟的现实性给消除了。他们认为，贫民窟终究仅仅是局部的特殊现象，为了保证并尽可能提升现有的生活资本，让城市不断发展并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必须是要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他们处在一个对地球深处压倒性的贫民窟化这一现实充满否定、甚至将任何关于贫民窟的消息清除出视野的世界。

戴维斯在他的著作《邪恶的天堂》的序言里写到了约翰内斯堡、北京和喀布尔等第三世界里正在兴起的排外城市，他批判地说，城市精英们犹如漂浮在贫民窟海洋中的一滴水，他们狡诈地混入人群，通过剥削榨干贫民窟低收入者来维系自己的生命。他们只是贫民窟里的寄生虫。

那些在 “恶魔之城贫民窟”的外缘区域昂扬发展的 “精英主义安全城市”，正试图阻止被贫民窟吞没的灾难式进程，他们极力想从贫民窟的影响范围里脱离。（图11）但是，真的可以摆脱急速发展的贫民窟吗？

和发达国家的城市在逐渐收缩的趋势相反，贫民窟的不断扩大表明，目前在非贫民窟区域的人类可能需要为即将到来的贫民化灾难做好准备。

图11 贫穷与富贵只有一线之隔。墨西哥城，圣达菲

城市生态系与贫民窟

从由城市和生态系杂交成的“城市生态系”这个词，我们从字面意思可以想到很多，它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是水和植物的网络覆盖整个城市的图像。创造新的群落生境和增加植物并使其形成网络，让自然生态链复苏，让多样性的生物和高密度聚集的人群和谐共生。在这些城市里，不单纯是物理意义地增加绿植、节能、新能源的利用和再生资源的技术发展，房子们向绿色建筑转换，围绕着“绿化”形成了新一轮的竞争与革命。

第二类是“城市的自组织化”——这像极了蜜蜂筑巢，飞鸟和小鱼崽成群，人类也形成了各式各样的聚落。从人造物中找寻这种自组织化的机制。

随着IT，AI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空间架构中的“自组织化”成为当今各种传媒理论的最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社区在网络空间中产生的秩序和有机生物体的自组织化非常接近。复杂系科学也在试图探究用科学的方法阐明自组织化的机制。（图12，图13）

图12：用标有油漆滴和数字标签的方法来检查单个蜜蜂的活动以及他们的行为刺激和反应规则

图13：菌园中的一种叶蜂

濱野智史，『自组织化能否设计-探索共识主动性的可能』

引自：Self-Organization in Biological Systems ，Scott Camazine (著)

近年来，在建筑领域，算法设计也试图在单体建筑中通过单纯的自组织法则来探索设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建筑堆积的人类群落和城市层面，由于人类有意不去控制或者无法控制的结果，自组织的形态已然存在。从史前安纳托利亚的聚落加泰土丘（图14）开始，到中世纪后期最大的城市设计杰作——意大利锡耶纳（图15），都向我们展示着：离开统治阶层规划的自组织化城市，也可以那么美丽和谐。

图14 史前时代小亚细亚的聚落，加泰土丘 ，已知人类最古老的定居点之一

图片来源：Seton Lloyd,Ancient Turkey:a traveler’s history of Anatolia,London：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1989

图15 美丽动人的锡耶纳贝壳广场

在现实社会中，现代城市规划理念贯穿了几乎所有城市的物理形态秩序的调控。这种调控毫无阻挡地从整体渗透到了细部，强烈抵触着和全体秩序无关部分的自我生成。

然而在自组织化被全体规划压制着的现代城市中，贫民窟们还是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迅猛地繁殖（图16），向我们展示了自组织化最强有力的进程。

图16：沿着火车轨道蔓延的肯尼亚基贝拉的贫民窟，非洲

从近代规划理念来看，这些贫民窟就像蔓延在城市中的一个必须要切除的癌细胞。但拥有大量贫民窟的巨大城市的不断出现是不是暗示了我们现有的城市政策和城市规划已经到了极限？

在城市规划走投无路的僵局中，城市开始计划用供给公用住房的方式来消除贫民窟，但得不到太大改观。到1970年代后期，各国政府们迫不得已容许贫民窟和非正式区域的存在，并意图让他们通过自我建造（图17，18）等方式来改善自身的生活环境。

图17：Incremental Housing BEFORE Architects Alejandro Aravena,Chile, 2003-4

图18：Incremental Housing AFTER Architects Alejandro Aravena,Chile, 2003-4

雅加达等印度尼西亚的城市从1970年代也开始针对高密度，居住环境恶劣的Kampong(村庄)，利用相互扶助的社区传统，通过居民参与来改善环境。他们的成果被世界银行高度赞赏。（图19）

图19 布野修司，「カンポンの世界　ジャワの庶民住居誌」，PARCO出版　1991年

Kampong里有各种各样的商品出售。 它是Lombon rombong（摊位）和piclan pikulan（秤杆）的世界。 只要在Kampong坐上一天，就可以得到几乎任何你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东西。 这是一个真正先进的服务社会。

另外，建筑模式语言的提倡者C.亚历山大通过在墨西哥的实践，融合自我建设的生产工程，来应对城市全体的新一轮住宅需要。（图20）

图20　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Mexicali的低成本房.

Christopher Alexander，The Production of Houses

联合国人居署目前正在开发的、通过住民来进行的居住发展过程People’s Process，也是一个针对由于受苦和贫困而不得不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人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来改善居住环境的项目。（图21）

图21：出自UN-HABITAT的「住民的自我居住开发过程」

2000年巴基斯坦地震灾害过后，开展了房屋所有者主导型的再建项目。

然而，对于除了居住在贫民窟之外再无其他选择的人们来说，全球规模的人口问题与经济活动，愈演愈烈的自然灾害等问题把他们撵入更深刻的贫困里。对当事人来说，贫民窟只是他们每天拼尽全力生存下去的场所，再别无其他。由于环境的太大的不确定性，自建可以改善居住环境的论点变得让人难以相信。对于贫民窟里的人来说，他们没能在贫民窟里找到在现代城市里的光明未来。贫民窟也和阐明自组织化这类智力游戏毫无缘分。

在现代的城市生态学里，绿色城市和贫民窟似乎是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两个E的主义

虽然城市绿化作为现在主流城市的地球环境行动，在一系列看不到太多光明的持续投入之后，城市绿化作为精神寄托的思想主体，似乎也开始动摇了。

在对于环境思想论的争执中。Arne Naess写了一篇 「浅层的生态运动和具有长远目光的生态运动」 （The Shallow and the Deep, Long-RangeEcological Movement, 1973）的文章，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Arne Naess批判了大多数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运动，并提出了一种生态系中心主义的立场。它产生了一种名叫“深层生态运动”（deep ecology）的潮流。

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系中心主义的差别在于，它们是为了支撑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来保护环境，还是把人类作为生态中的一部分来维持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进化。这个论点引发了之后以人类为中心的环保主义(Environmentalism)，和以生态系为中心的生态主义(Ecologism)的长期争论。

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随口就说出“生态”这个词，但大部分仅仅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浅层生态”。那么，如果说人类中心主义是不道德且行之无效的，生态中心主义就是货真价实的环境运动吗？至少从俯瞰全球城市的角度来说，恐怕并没有那么简单。

深层生态学家寻求更自然的环境，遵循自然的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他们甚至讨厌城市。但全球规模的环境问题离开城市便无从谈起。他们选择逃避城市，然而却对城市问题束手无策。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运动的批判而衍生出的西洋深层生态学，显示出接近老庄思想的思想基石。（图22）

图22：J·ベアド·キャリコット，「地球の洞察 - 多文化时代の环境哲学」

J. Baird Callicott - Earth's Insights: A Multicultural Survey of Ecological Ethics from the Mediterranean Basin to the Australian Outback

从不那么严格的意义上来说，道家思想是东亚生物地域主义的传统深层生态学——古典的道家思想流派也对城市持否定态度。

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不断成型的巨大城市可以归结于人类偏向于聚集在温暖而易于栖居的地域，这一点和贫民窟的急速扩张是分不开的。这本质上和道家“无为而治”的理想异曲同工。

人类中心主义现行的都市环境政策主流其实也认识到，如果不把环境和贫困同时考虑在内，不可能从本质上有效地解决地球环境问题。就像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Nicholas Herbert Stern)在2009年10月庆祝蓝色星球奖授奖纪念讲座中说道：本世纪最大的两个挑战是气候变化和贫困，世界必须同时应付这两个挑战。

但一旦落实到具体成果，就算是发达国家，也只是在一些需要消耗巨大能源才能支撑昌盛繁荣的城市中，进行一些小规模的城市绿化，别无其他进展；另一方面，生态系中心主义的深层生态学家为了规避问题，将领域延伸到人迹罕至的自然环境里，只是偶尔向巨大城市抛出“哥们，你们这样做不行”这类启示录一样软弱无力的信息。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急速膨胀的巨大城市未来的动向，似乎紧紧地握住了地球环境的生命线。然而，在整个一系列环境思想的论论争中，这却意外地是个盲点。

“城市的生态系”与“城市生态系”

关于如何看待城市生态系，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系中心主义的观点全然不同——前者是为了加强绿色和水的网络作为支持城市社会的基础设施之一，后者正在尝试变革社会经济体系，使包括社会经济活动在内的人类活动的城市与自然生态系统重新同化和融合。简而言之，就是“城市中的生态系”还是“城市生态系”的区别。

如果回到我们开始所说的两个城市生态，试图保护和培育“城市中的生态系”是公民环境活动的一般形式。公民在城市中的活动更多的是起源于有机体的思想，在不放弃城市的便利性和城市生活多样性的前提和范围内进行。欧洲城市生态系（EUU）（Urban Ecosystem Europe）等，试图将城市生态系作定量评估，主要以“城市中的生态系”为前提 （Ambiente Italia 2007）；另外，联合国人居署发行的《可持续城市规划：政策方向》（联合国人居署，2009年）也将“城市生态系”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和千禧年生态系统评估的强力协作，加上整个生态系都在向城市聚焦，我们把生态系视为城市中的自然基础设施。

没有人会反对绿意盎然的城市形象，但似乎也没有人认为，只要水和绿的网络健全，城市的前途就能一片光明。水与绿的网络是构成自然的主要系统，但并不是由人造物堆积而成的城市社会的主要系统。

对于正在被贫民窟的恶劣卫生环境、城市两极化造成的社会不安定状态所困扰的亚洲和非洲的巨大城市来说，谈“城市中的生态系”的建立显得苍白而又无力。因为这反而会作为富人居住区的附加价值，进而更深层次地加剧相对贫困，“城市中的生态系”根本不可能完成应对环境和贫困两大问题的艰巨任务。单纯地把环境负荷大的先进国家的环境技术转移到环境负荷相对较小、适宜居住的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城市，并不会带来惊喜的效果。

就像这样，这种以瞄准“城市中的生态系”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活动的局限性已非常明了，但它依然还是这个世界的主流；另一方面，以“城市生态系”为基石的思想和实验也在跃跃欲试。

在20世纪90年代，以“城市自身是一个生态系”这种思想为前提的城市环境政策开始萌芽。荷兰的Tjallingii提出的“城市生态学”的概念（图23）。

图23 水和交通网络的双轴城市生态系，Sybrand P. Tjallingii，Ecopolis: Strategies for Ecologically Sound Urban Development ，Leiden:Backhuys Publishers

Sybrand P. Tjallingii（1941）在乌特勒支大学学习生物学，专攻植物和土壤科学。1975年，他去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教授建筑和城市规划专业的生态学。在这里，他专注于水作为能够构建计划的关键生态因素的作用。1990年，他加入瓦赫宁根林业与自然研究所（现为ALTERRA）的城市规划组，主要负责地方当局的规划任务。他的博士论文（代尔夫特，1996）涉及在规划中创造生态条件的理论。

城市生态学的理念很快就在欧洲传播开来，1994年的奥尔堡宪章和1996年欧洲可持续城市报告都以它为思想基础并迅速展开。通过控制水来创造国土的荷兰(这里可以参考雷锋第3篇文章：上帝为什么无法阻止荷兰人在海平面以下生存)，引进水和交通网络系统这样的双轴城市生态系，并用于城市开发的规划。

但仅仅是这些内容的话，似乎大部分进行环保运动的城市生态都还没有踏入“城市生态系”的范畴，唯一领先半步的是里山保护活动。

在里山，人们和他们经营生活的环和地域的自然生态系的环像齿轮一样紧密贴合。可以理解为包含了人类社会的“里山生态系统”。当然，从“里山生态系”到“城市生态系”有一个大的转变——前者是自然生态圈主导，后者则是人类社会制造的人工生态圈占绝对主导地位。（图24）

图24 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系中心主义，制造人工物和保护自然为两轴的城市架构

飘荡在世界上空的黑色意识形态幽灵

它就像上世纪可恶的法西斯等意识形态幽灵同样致命——它掀起了我们时代最危险的潮流之一，那就是萦绕于世半个世纪之久的、至今仍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唯发展主义意识形态。

（引自：Easterly, William. 「The Ideology of Development」）

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问题首脑会议上就“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达成一致意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在全球范围内合作解决环境问题的历史性步骤。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当时被引用得最多的是挪威首相布伦特兰的报告：“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发展，而且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需求的能力。”

（引自：http://www.un.org/documents/ga/res/42/ares42-187.htm）

从那以后的20多年，为实现这一协议，全世界推动了各种环境技术的发展，不间断地在探索“满足今天这一代人的需要”并且“不伤害子孙后代的需求”的理想发展模式。但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思想为基石，以尊重经济社会为大前提，通过市场自由竞争来追求全民富裕，这真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吗？

利用市场来实现富裕的渗透，只有不断创造人类需求的宿命。需求的不断膨胀，使得同时要满足现代人和后代们的需求大概是不可能实现的。

问题似乎不在于寻求如何发展的方法，我们亟需重新回顾需求的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深层生态学为代表的以生态系中心的环境意识形态理念是很值得借鉴的。老子在道德经里写到“知足者富”。富有始终属于那些知足的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 对于现代来说虽然是一种近乌托邦的状态,但对人类社会来说却是一种非常良性的设计。只有当我们开始认识到“知足者富”，才有可能为可持续发展开辟一条既能满足当今需求又能满足子孙后代需求的道路。

人类世的降临

“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系中心主义”本该是两种对立的方法，但从全球范围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思想都是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永恒不变的大前提上的。从地球的历史观来看，人类的活动被归类到地球生态系规定的新的地质时代 “人类世”（图25）里。人类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亘古至今的自然生态系统。

图25 Great Acceleration，

Great Acceleration是用来形容20世纪后期人类活动的爆发性的增长的词语。地质年代的区分是以地层和冰床等的痕迹为基础制定的；但是，大范围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地质里发现人类世界的痕迹也并不困难。

（引自：J. R. McNeill, The Great Accelerati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Anthropocene since 1945, Belknap Press, 2016.）

“人类世”：保罗·克鲁岑 （Paul Jozef Crutzen），获得诺贝尔奖的荷兰大气化学家，主张将全新世之后的地质时代定义为“人类世”。）

自18世纪晚期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加剧，人类成为影响环境演化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城市化的速度增加了10倍。更为可怕的是，几代人正把几百万年形成的化石燃料消耗殆尽。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地质变化，其特征是从南极冰层捕获的大气中二氧化碳和甲烷的全球性增高。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造成的各种影响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未来甚至在5万年内人类仍然会是一个主要的地质推动力，因此，有必要从“人类世”这个全新的角度来研究地球系统，重视人类已经而且还会将继续对地球系统产生巨大的、不容忽视的影响。

（引自：Paul J. Crutzen and Eugene, F. Stoermer, "The 'Anthropocene'," in Grobal Change Newsletter, Vol.41, 2000, pp.17-18.）

人类世的到来，意味着不仅仅是城市，在整个地球范围内，人类之环显得比自然之环更为优越和更具有支配地位。如果是这样的话，深层生态学家在地球上似乎已经找不到逃亡的去处。在另一方面，人类中心主义的进程，已经开始背离了在自然生态系外远远眺望并守护它的初衷。人类社会将会被自己亲手打造的怪物生态系统所吞噬。人类的命运不停地在这里面轮回，成为亲手打造的生态系统的俘虏。这种“哥白尼式革命”，夺取了在市场原理下无休止的欲望膨胀的余地。让我们无法逃脱，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回归到思考欲忘本身的伦理。

或许，“城市生态系”就是人类世地球的未来的缩影。如前文所述，用自组织化和复杂系来探讨城市问题的人，已经开始把“城市生态系”作为研究对象；他们立志阐明简单的有机体粘菌为了适应环境而持续改变自身的机制，将其引入并优化人工智能和社会基础设施网络。（图26，27，28）

图26：黏菌的城市网络形成实验

（A）在t = 0时，绒泡菌的一个小疟原虫被放置在“东京”的实验舞台上，由太平洋海岸线（白色边界）围绕，并在该区域的每个主要城市补充更多的食物来源（白色点）。每个面板的水平宽度为17厘米。

（B到F）疟原虫从最初的食物来源连续长出并逐渐殖民每个食物来源。在不断扩大的边缘背后，传播的菌丝体分解成互连食物源的管网。

图27: 比较东京铁路网和黏菌的网络。

(A)即使在缺乏光照的情况下，对可用空间的探索，也生成了绒泡菌网络。

(B)利用光照掩膜对发展的绒泡菌网络施加地理限制，以限制其生长到较低海拔地区的更阴暗的区域。海洋和内陆湖泊也被强烈照亮以防止增长。

（C和D）将得到的网络（C）与东京地区的铁路网（D）进行比较

。

（E和F）连接同一组城市节点（E）的最小生成树（MST）和通过向MST（F）添加附加链路构建的模型网络。

图28：网络动态仿真模型

在这一典型的模拟演化过程中，时间(t)以任意单位表示;城市是蓝点。除了东京以外，每个城市都被模拟为一个单一的金融中心，以配合东京作为该区域中心的重要性。在开始时(t = 0)，可用的空间中填充了细管的细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管子中的许多都消失了，而数量有限的管道被选择性地增厚产生了一个稳定的、自组织化的解决方案。

（引自：Atsushi Tero,et al.,Rules for Biologically Inspired Adaptive Network Design Science Vol. 327, pp. 439-442,2010.）

这个实验的确很有意思。虽然这些黏菌没有像司令部一样控制全体的大脑。却从某部分开始重复某种简单的规则展开自我组织化，从而形成一个整体有序的结构。

把握不到整体，从某一部分开始适应环境并灵活应对形势变化的自组织化，对总体失控的巨大城市来说，为去现代的城市规划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从环境学的研究方法来说，这是人类社会系统从自然生态系向人类更加占据支配地位的“城市生态系”发起挑战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不是从保护自然、增加绿化的“城市中的生态系”，也不是从生产的角度阐明生态的自组织化——这是打开人类世来临的第三个城市生态系的方式。

我们的地球还塞满了由无数贫民自建而成的贫民窟，这正是突破了覆盖着城市现代规划这个大渔网的现代社会自组织的缩影。如果我们否认了这些占据现代人类社会的一大部分、并且仍然在持续扩大的贫民窟的存在，就等于是在自掘坟墓。“少数富裕国家极力保护着被气候威胁的城墙内的市民，却留给城墙外的穷人们一个沉沦的世界，让他们自生自灭。”（UNDP 2007）我们很可能也是在城墙外的穷人，只是还没有穷的那么彻底。

“在许多贫民窟里，人们自己动手建造房子，他们始终保留着让建筑适应自身需求和环境的丰富传统，这本应该是建筑原有的模样。然而在西方国家，这种由本土集成设计的方式差不多消失了；在全球化的时代，他们有机会将贫民窟里的丰富传统与他们的现代科技相结合”（Nature11/09/2008）。对于我们来说，贫民窟可以是被消灭的病菌，但在贫民窟里也有可能找到人类社会自组织化秩序的可能性。如果这句话说得没错，那么探寻贫民窟里“人类社会自组织化的机制”，或许可以将其升华到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生态系统。

贫民窟在遥远而又触手可及的城市中央暗示着地球的未来。

结语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贫穷、恐怖主义、生活世界的不人道化和绝望的贫民窟正在必然性扩张的时代。利用无限的经济增长推动城市发展的未来似乎需要被彻底地审视——这无关乎低增长。恰恰与增长截然相反的是，繁华落尽处城市的死亡，以及随后死亡城市的扩张。如果正在等待人类的是全城死亡这种前所未有的未来，那我们现在还能做的就是试图在经历过发达国家城市死亡的贫民窟里探寻生存的秘诀。

现在的城市在死去之后出现的新世界的原型，可能就藏在贫民窟里的某个地方。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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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Territory, Authority, Rights　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Saskia Sassen (著)

右：「メガシティ6 高密度化するメガシティ」、 松村伸、岡部明子(著)

左：「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Naomi Klein (著)

右： 「カンポンの世界―ジャワの庶民住居誌 (PARCO PICTURE BACKS)」、布野 修司 (著) 

左：「集落の教え100」  原広司(著)

右： 「Earth's Insights: A Multicultural Survey of Ecological Ethics from the Mediterranean Basin to the Australian Outback」　 J. Baird Callicott (著)

左：Planet of Slums　 Mike Davis (著)

右： 「City of Quartz Los Angeles Capitale Du Futur」  　Mike Davis (著)

左：「Emergence: The Connected Lives of Ants, Brains, Cities, and Software」、Steven Johnson (著)

右： 「Mad Max: Fury Road」　Directed by:　George Miller

左：「Self-Organization in Biological Systems」、Scott Camazine…(著)

右： 「環境思想とは何か―環境主義からエコロジズムへ」　松野弘(著)

成潜魏的贫民窟实践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s06053cgc5k&width=500&height=375&auto=0

我们以全球贫民窟的宏观框架为视野，进行了一系列贫民窟的微小实践。

我们慢慢了解到，设计贫民窟的未来，如果从外面带来先进科技或者新的物资，只会徒增更多的垃圾，想要改善贫民窟的生活，就要更高效地利用和思考本土的技能和资源。这才是在这里生存的秘诀。

这一连串对于资源管理的实验，不光是探索了被现代化吞没的共有空间的可能性。也是为了从贫民窟里寻求我们自身塑造环境的能力，和工业社会带来的自由互相交换价值的混合体的塑造。探索在严峻的地球环境里包含了人/物/环境的生态系的可持续道路。

这些实践和感受这些让我重新去审视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生活的城市。我们总是满足于利用技术去解決全部问题，我们总是追求快速和高效。却渐渐地忘记了自己的身体和技能，忘记了自身去塑造环境的潜力，和自然也越行越远。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掌握这个平衡。

1，基于「bricolage」手法的贫民窟资源管理实验，

Indonesia

贫民窟一直以来就有将自组织系统产生的废物转化为另一种资源的传统，但该机制如何围绕个人资源和技能进行演变，并重复使用它呢？于是我们利用「bricolage」的手法做了一个小实验，

做这个项目一是为了贫民窟资源可持续性研究，二也是希望孩子们能通过这些从废品中产生的游戏能重新去发现自己生活的城市，为缺乏教育的贫民窟建立这样一种机制。通过思考这种“游戏性”的价值，让孩子们自身和周围资源的互动而导致的行为在未来更加自发性地成长。

2，After Fire Project ，Argentina

火灾后的住房改造和技术提供。在原本的住宅模型嵌入社区服务设施的建筑改造项目。

3，贫民窟的社区参与式公共设施改造项目，Indonesia

2，3是一系列主题为「环境缝隙」的关联性型基础设施介入实验，对既有空间的环境改造，让「环境缝隙」成为贫民窟区域全体的基础设施环境改善的链接，在社区参与过程中，将这种自下而上的经济管理模式渗透到自发性环境改善的活动里。为了让这种社区经济模型更好地和当地贫民窟契合，只在住民的可以承受的经济负担范围内进行可能实现的提案。

这一系列实验主要探索计划型住民参与和受容型住民参与的特点和重要性，不管是哪一种方法，让建筑专业知识和住民的生活经验恰到好处地融合都是关键所在。

4，贫民窟房屋建造的资源调配图

5，主题「Historic Center: towards sustainable built ecosystem-Bridging Formal [IN] Formal」， Ecuador 

Habitat III Village作为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举行的联合国人居大会的一部分，我们在市内42个地点进行贫民窟自发环境改造，在历史悠久的市中心区域再生了一些废弃的建筑，这些建筑在之后被住民使用并在将来自发性地增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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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排：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张晓艺

配乐：东京大学 成潜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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